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不仅关乎民生福祉，也关乎进一步释放生产要素潜力。
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下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供给方面，依托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方面，则是在双循环战略推动下，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共同提升居民消费率。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21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指出，制造业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质量至关重要。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将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另外，总结美德等发达国家经验，同样也可以得出，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制造业。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应当实施系统性、大规模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以要素改革为切入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制造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2012年以来，国内制造业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制造业增加值比重逐年走低。从外部来看，全球需求增速趋势性放缓，制造业价值链面临重构风险。从内部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逐年上升，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11年的高点32%，持续回落至2020年年末的26%。
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存在过早过快“去工业化”风险，近年来发展不均衡问题更加突出，国内经济增速中枢也明显下移。2021年，刘鹤副总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要克服“鲍莫尔病”。所谓的“鲍莫尔病”，是指当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非进步部门转移时，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其中，“进步部门”是指应用先进技术设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制造业部门；“非进步部门”是指传统服务业，由于新技术应用较少，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恒定水平。因此，“鲍莫尔病”也经常用于表述，因服务业比重提升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基于此，发展制造业，不仅可以解决经济转型中面临的减速问题，保证“蛋糕”总量的持续增长，还有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贫富差距。可以说，制造业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质量至关重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二）从美德经验看，缩小贫富差距，关键在制造业
从国际经验来看，增强产业竞争力，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比重，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美国制造业占比过低，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美国的制造业占比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37%持续回落至2020年的15%，同期基尼系数自40%不断上升至49%。这是因为，随着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制造业重心转向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需求明显减少，多数就业人口被迫转移至低附加值第三产业。截至202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高达85%，其中仅有15%的就业人口分布在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高附加值第三产业，如金融保险、房地产等；其余70%的就业人口则集中在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低附加值第三产业，如批发零售、交运、教育、医疗等。所以在美国，仅有少数人才能掌握大多数社会财富。
反观德国，一直坚守“德国制造”的立国之本，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保障就业人口的合理分布，有效控制贫富差距。受益于德国高端制造业的红利，第二产业享有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2020年年末，德国有24%的就业人口分布在第二产业，高于美国的14%；58%的就业人口分布在低附加值第三产业，远低于美国的70%。
因此，不论从我国的现实情况，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应当实施系统性、大规模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不仅包括发展“专精特新”和攻克关键“卡脖子”技术，还要依靠“碳中和”计划，推动中国制造业整体升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15年以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但与此同时，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仍显不足，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深化的背景下，我国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逐步显现。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要素改革为切入点，破除各类体制机制障碍，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进一步而言，在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三方面，我国要持续加大改革力度，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导向。劳动力要素层面，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扩大配套公共服务供给、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育更多制造业人才；土地要素层面，通过推动跨省工业用地指标流转，优化工业用地供应、使用与退出机制，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资本要素方面，持续拓宽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引导信贷资源继续向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关键在于，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扩大配套公共服务供给。当前我国人口高流动性特征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占城镇人口的41.6%。而我国长期固化的户籍制度，难以完全适应当前的人口高流动性特征，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仍然滞后于城镇化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通过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截至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这意味着仍然有2.6亿非户籍人口尚未在城镇落户，与落户意愿与落户门槛之间存在矛盾、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尚未放开、农民工落户意愿不足等因素有关。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逐步消除落户限制，推动城市群相关人口的流动和落户。国务院曾提出，到2022年逐步消除城市落户限制。“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到，我国开始探索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2022年1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出台，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开展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
此外，城镇户籍的价值，在于其背后隐含的公共福利，倘若配套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即便是零门槛落户也是徒劳。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需要及时增加配套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人口流入较多的大城市。2022年，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出，建立健全与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住房供应、教师医生编制等保障机制。具体而言，加大保障房建设、发展职业教育、加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力度，将是未来的改革方向。
2.发展职业教育，培育更多制造业人才。随着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就业群体占比持续下降。2020年，城镇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为3806万人，占就业人口的22%，较2014年的高点已经减少1438万人。制造业流出的人口，多数进入金融、教育、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等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的行业。
同时，近年来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问题频现，这不仅与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偏低有关，而且也与产业优化升级背景下，企业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制造业用工缺口最大。在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40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在新进排行的24个职业中，有17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
因此，化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荒”问题，首先，需要缩小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收入差距。2021年，我国通过打击互联网垄断行业和教培行业，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目的在于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引导劳动力向制造业回流。以教培行业为例，不仅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加剧教育内卷，同时也集中过多的人力和资本，加剧贫富差距。其次，应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农民工培训，打造一大批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队伍，这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重要基础。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谓“双元制”，是指参与职业培训的学员必须经过两个场所的训练，其一是职业学校，传授专业知识；其二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双元制”职业教育提升了德国教育的灵活性，激发了产学研合作，不仅稳定就业和收入，也夯实了德国制造业基础。
3.优化工业用地供应，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土地是制造业活动中不可替代的投入要素和空间载体，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3年之后，随着土地资源的日渐紧缺，我国工业用地供给明显下降，用地成本呈上升趋势。工业用地在市场化程度偏低、区域间供需不匹配、土地出让年限与退出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逐步凸显，近年来各地也开始探索工业用地的高效配置路径。
2022年1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出台，提出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地区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机制；鼓励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方式供应产业用地；优化工业用地出让年限，完善弹性出让年期制度；推动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用地”等方面。
首先，推动跨省工业用地指标流转，将重点解决土地指标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一直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工业用地供给不足，用地成本被迫推高。因此，跨省工业用地指标流转，有助于推动土地资源的供需平衡，稳定土地价格。
其次，缩短工业用地出让年限，增加土地租赁的供地方式，不仅可以减轻工业用地供给不足的压力，也可以降低工业企业用地成本。目前我国各地的工业用地出让大多采用50年的最高年限，使得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土地使用无法有效衔接，不仅阻碍了低效用地的盘活利用，而且也加重企业的用地成本。
最后，通过盘活存量用地，促进土地供应向质量效益高的企业倾斜，有助于提高工业用地效率。以往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工业用地供应难免向大企业倾斜，很多中小企业的用地需求难以满足。2018年，浙江省首次提出“标准地”出让模式，“标准地”是指，根据不同行业分类，在供地条件中设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容积率、亩均税收、就业贡献、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等控制指标，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工业用地供应。2021年，江苏、浙江、广东、四川、青岛等地陆续提出，将有效提高土地供应效率。
4.加快资本要素改革，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动力将更多源于创新驱动，由政府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显然难以胜任新形势下的经济转型需要，并且可能导致宏观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形成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2018年以来，我国通过设立科创板、推动新三板深改等方式，着力为高新技术企业增设融资渠道。2021年，北交所的设立，又进一步解决专精特新企业的股权融资难题。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资本市场需要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支持。尤其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专业化程度高，创新实力强，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对补链强链、解决“卡脖子”难题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目前，我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宽专精特新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全环节培育扶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
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在大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信贷结构不断向制造业倾斜。“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规模”。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计划借助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核工具，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制造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规模。2021年12月末，我国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1.8%，占全部中长期贷款的18%，较上年增长2个百分点。同时，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基调下，2021年，我国正式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开展综合评价并纳入金融机构评级，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落地。在金融政策支持下，“十四五”期间，信贷资源将继续向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
强化需求侧管理，以双循环战略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
从经济循环的视角来看，经济活动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重解决的是生产端的问题，强调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阶段，提升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当产品供给满足之后，国内外市场能否消化，居民收入增加之后，消费意愿能否提升，这就需要双循环战略进一步解决。
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其中内循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叠加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依赖外部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也受到挑战。因此，双循环战略的推出，是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而推动双循环战略的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提升居民消费率。尽管201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率开始触底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在同等城镇化率下的应有水平。中国消费率偏低，一方面，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压效应。为此，提升居民消费率需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环节加大改革力度。首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在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加强制度安排。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到，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全面贯彻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其次，加强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力度，包括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健全税收体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
防止高房价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则依托于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近年来，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一系列政策在逐步落地。一方面，通过对房企融资端的监管，纠正房企高杠杆、高周转、高负债的运营模式，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 “十四五”期间，我国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强化租购并举住房制度，长期来看将进一步推动住房回归居住属性，有助于降低居民杠杆，释放消费潜力。
未来，在共同富裕推动下，随着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居民消费意愿将不断释放，中国消费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根据日韩经验，估计到2030年年末，中国消费率有望较2020年年末提升5个百分点。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根据“十四五”规划，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要上升至65%。根据社科院2019年公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我们参考日韩的历史数据估算，若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消费率对应的提升幅度约为7个百分点。但是，考虑到我国制造业占比维持相对稳定，我们预计最终消费率将从2020年的54%，提升至2030年的59%，提高5个百分点。
